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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造富中国:拍来拍去二十年
        2011-11-22
  当时有人预言,嘉德首场拍卖的成功,预示着北京作为新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心,将逐步与纽约、香港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看来,这话成了现实。
17年后,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总成交额达53亿元,是首拍总成交额的38倍。
  看着朵云轩、嘉德的风生水起,国营的文物单位也坐不住了。1994年2月,国内首家由文物经营单位(北京市文物公司)设立的拍卖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总经理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兼任。7个月后,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了首场拍卖会, 可容纳1200多人的保利剧场座无虚席,这还是在每人收了50元门票之后的结果。拍卖会上推出了“中国书画碑帖”“中国古董珍玩”两个专场,王刚担任拍卖师,拍卖会总成交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380万元,震惊了世界。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都给翰海发来了贺电。
  在众多拍卖行的努力下,拍卖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在不断地自我规范。1995年6月22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直到今天拍卖圈里的人还爱称前五家为“老五家”。

  随着拍卖如火如荼地进行,带来的自然是对拍品的激烈竞争和成交价的高起。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上,齐白石的12开《山水》册页经过激烈的竞争,以517万元成交,创造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油画专场中陈逸飞的巨幅西藏题材油画《山地风》,以286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油画的最好成绩。这幅画在2011年春拍上,被刘益谦以8165万元收入囊中,再一次打破了中国油画的成交记录。

高价格无疑是吸引人注意最好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开始越来越关注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

  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中,文革中家喻户晓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以创中国油画的最高成交价605万成交,这也带动了 “红色题材”收藏热这股文化浪潮。这些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不断被市场推向更高的价格。到12年后的200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在中国嘉德秋拍上经过多轮反复争夺,创下了4032万元的高价。2010年,以刘文西为主要执笔人的《幸福渠》以4592万元的成交价超过了《黄河颂》。当所有人都在惊叹之时,仅三天之后,李可染1959年所作水墨画《长征》就突破亿元大关(1.075亿元)。

  朵云轩是江南知名的艺苑,1900年开设于上海,它的木版水印复制艺术独具特色,与北京的荣宝斋并称南朵北荣。张爱玲说,“上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张宗宪对早期中国拍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九九二年,参加北京第一次中国文物国际拍卖会;一九九三年在上海朵云轩第一次拍卖会上,他手持一号竞买牌,买下第一号拍品和最后一件拍品。一九九三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成立,张宗宪不远千里赶来祝贺,并手把手地教嘉德员工怎样做好拍卖会;一九九四年四月,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台北举办“张学良先生文物收藏专场拍卖会”,张宗宪一人中标过半,被誉为“天下第一顶”。

  秦公(1943—2000)字旭,号陶然。先后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是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书法家,从民间征集和从海外回收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其中包括北宋张先的《十咏图》、北宋五名人书札、元代第一书法家赵孟的行书长卷《归去来辞》、清乾隆外粉青酱釉地描金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瓜果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角套瓶等。

  如今,40岁以上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表现题材)。该画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文革”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1997——2002
金融危机下的自我蜕变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文物局外派文物专家钱伟鹏至海外考察,了解国外的文物市场行情,从而指导国内文物的外销及有计划地为国家回购稀珍的文物。1991年4月份钱先生在英国的文物市场上以2000多元人民币购得一对明嘉靖外珊瑚红内青花一束莲花纹碗,此碗在法国价值6万法郎。他随即将此作为范例,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于1991年6月在南通的全国文物商店经理会议上提出:文物流失严重,需要双向流动。1993年以后,国家海关便与文物局开始磋商讨论,回国文物怎样征税、怎样进行出入境管理等问题,对《暂时进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的制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92年开始崛起的艺术品拍卖,看似红红火火,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缺少合法的地位。即使是几家拍卖界的“大哥”,严格说也都是在“非法经营”。直到1997年,我国《拍卖法》实施,才让“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品拍卖从此有法可依。

  同是1997年,国家海关总署和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暂时进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海外旅客经过中国海关验封和文物部门登记后携带出境的中国文物,可以依据携带者的意愿重新入境,此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文物的海外回流.

  或许美好的事物总要经历若干次打击,才能变得更加卓越。在刚获得法律认可和渠道拓宽的这一年,拍卖界也接受了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

  1997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中国艺术品情有独钟的日本、东南亚买家开始谨慎投资、观望情绪明显,还在幼年期的中国拍卖受到明显的冲击,毕竟短暂5年的发展,国内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买方市场。接下来,一些拍卖行陷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开始间歇性“断货”。整个拍卖市场呈现了优胜劣汰的情形,艺术品拍卖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1998年北京翰海的春拍,没有在平时的5、6月份举行,而是一直推迟到了盛夏的8月,这令业界纷纷怀疑拍品“征集不到位”。同年秋拍,翰海与小小集团合作,直接把拍卖现场搬到了富裕的浙江省,在绍兴进行异地拍卖。这在中国拍卖历史上还属头一遭。

  1999年,中国国内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只相当于1997年的50%-60%,这时人们鲜有拍卖成立之初的热情,拍卖不出精品、高价,大家的兴趣就淡了。一场拍卖有时只有三五十人到场,拍卖的从业人也认识到,前几年拍卖的“水分”到了该挤出来的时候了,策划好项目、做实务才是一条出路。

  200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依旧低迷。嘉德秋拍时,当时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旧的一件书画作品”的唐朝怀素草书《食鱼帖》未达到1000万底价而不幸流派,可谓一大遗憾。好在另一件拍品的成功交易稍微提升了市场士气,“红山玉—玉猪龙”以264万成交,创下了红山玉的拍卖纪录。

较为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倒也不乏亮点。2002年12月,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出现在中贸圣佳的拍卖会上,最终以惊人的2999万元成交,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昂贵的中国书法作品。不仅有力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相关领域中的地位,更由此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书画艺术资源向国内市场的流动,即所谓的“海外回流”现象。
  另一个亮点出现在拍卖与网络的结合地带。世纪之交时,正是网络泡沫最为绚烂之时,拍卖界也不能免俗。2000年,专业性的艺术品拍卖网站“嘉德在线”成立,这成为了我国艺术品网络拍卖的序幕。11月在海外漂泊60载的徐悲鸿油画《愚公移山》以250万元在线上成交,创造了当时网上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不过,“嘉德在线”并非稍瞬即逝的泡沫,而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其定期举行的网络拍卖会,已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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